烟盒上“吸烟有害健康”警示语是怎么来的

烟盒上“吸烟有害健康”警示语是怎么来的?这个故事要讲长一点.

在20世纪上半叶,说到烟草与癌症有什么联系的话,人们可能会笑话,“这是在问走路先迈左脚还是先迈右脚与癌症之间的关系吧?”.

1947年,英国的著名生物统计学家希尔奉命开展系统实验,去鉴定肺癌的风险因素.1948年,纽约的医学生温德尔也想做同样的事情,他在向卫生局申请经费受挫后,得到了其导师格雷厄姆的支持.格雷厄姆是杆老烟枪,他支持温德尔科研的目的,在于证明烟草与癌症之间没有半毛钱关系.

通过数以万计的病例对照研究,多尔研究组和温德尔研究组先后不约而同的得出了相同的结论.1956年,多尔研究组发表了他们对肺癌的前瞻性研究.而就在这一年,大西洋彼岸的美国成年人吸烟率达到了45%的空前高峰.

彼时,烟草经过蓬勃发展,不仅成为一种消遣,甚至成为了一种文化,甚至是健康的象征.比如有广告语是“医生爱抽骆驼牌香烟”,从而使大众认为吸烟是安全的.

烟草业找来科班出身的遗传学者,以抵抗当时的吸烟与癌症有重要关联的研究成果.这位遗传学者名叫克拉伦斯.里多,他认为,把肺癌归咎于香烟,就像是责怪雨伞带来了雨.

希尔主张,肺癌与吸烟,其关联性包含了以下特征:

1)强烈性:吸烟者患癌症的风险增加了约5-10倍;

2)一致性:在截然不同的环境里对各式各样的人群的研究结果相同;

3)特定性:烟草与肺癌的关系——烟草烟雾进入了人体的特定部位;

4)时间性:烟龄越长风险越大;

5)生物梯度性:吸烟量越大,患肺癌的风险越高;

6)合理性:吸入致癌物与肺的恶性变化的联系机理较合情理;

7)清晰性:流行病学上的研究结果和实验检查所见一致,比如格雷厄姆的小鼠“涂抹焦油”实验.

1961年,美国癌症学会等三个协会联名致信肯尼迪总统,要求指派国家委员会调查吸烟与健康之间的关系.卫生局长特里组建了委员会展开调查.委员会调研了数十座实验室,从6000篇文章、12000份学术期刊,155名生物学家、化学家、数学家、流行病学家和医生的数据、访谈、观点和证据中得出了378页的报告,这份重磅报告采用的资料涵盖了100多万男女.

委员会发现,吸烟与肺癌之间的关系,是癌症流行病学历史上最强烈的关系之一,在不同人群中高度一致、禁得起时间检验,在一个又一个实验中显著再现.

烟草业并没有坐以待毙.

一来,国会已经废除了任何联邦机构规范某一产业的能力;二来,美国食药监局对此也无能为力,因为香烟不属于“药物”.最重要的是,烟草业已经在某种程度上结集了自己的力量,以对抗和瓦解政府、行业协会及其他机构可能采取的行动.

公众健康的担子最后落到了规范各种产品的广告和声明的联邦贸易委员会身上.1964年,联邦贸易委员会宣布,鉴于香烟与癌症的关系,香烟制造商必须在他们的产品的广告中,坦率承认这种风险.

最开始的要求是标明【吸烟有害健康,可导致死于癌症或其他疾病】.烟草业以退为进,主动要求被监管,并利用烟草是美国南部地区经济命脉的这一现实和政治渗透,博取国会议员们的同情.1965年,经过复杂的博弈,警示标志最后改为:【吸烟可能有害健康】.

至此,这项前后有着三百年的怀疑与争论的事项终于尘埃落定,并以一句模糊不清的警示语得以结案.

有两个后话不得不提:

其一,2005年8月,我国的全国人大批准了世界卫生组织《国际烟草控制框架公约》.随后,我国正式履行该公约规定的义务,香烟盒上必须标注【吸烟有害健康】警示语.

其二,为了证明癌症与吸烟没有半毛钱关系的格雷厄姆,于1957年2月死于肺癌扩散,此前他已经抽了50年.他的遗体捐献为研究标本.

每一项公共卫生政策的制定与落实,都来之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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